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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康: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信息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作者: 张家康    阅读次数:    发布时间:2021-04-04 18:06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四年


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它结合中国旧时书院与西方高校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门人才。


根据“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稔念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的条件,诚聘国内硕学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设帐清华。

此时,陈寅恪还在德国留学,他是最后一位到校执教,也是唯一一位与国学研究院相始终的教授。


在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已被清华学校聘任为国学研究院教授后,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这一推荐当时就被教务长张彭春否定,张认为,陈寅恪虽留学多年,学问也好,但他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的条件,不应该因他而放松聘任标准。张彭春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曹云祥的意见。

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徴回忆,当梁启超也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云祥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梁启超之所以推荐陈寅恪,不仅是为陈寅恪的学问所折服,也是为他的家学渊源所信服。他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三代交往密切,知之甚稔。当年,梁启超出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就是由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聘请。与陈氏三代的离经辩志,探赜索隐,使梁启超对陈门家学十分推崇。

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曾受教于晚清大学者沈曾植,他们也由此相交相识。陈寅恪游学巴黎时,正是王国维向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西和引荐的他。梁、王二人太欣赏陈寅恪的茹古涵今、博闻强识的真才实学,这才为陈寅恪执教国学研究院而共同助力。

梁启超所说自己的等身著作,也抵不上陈寅恪的“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此话吴宓也说过,在回答张彭春的质疑时,吴宓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

这“寥寥数百字”的《与妹书》中,谈及藏文版《大藏经》,谈及“藏文与中文,系同一文字。如梵文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谈及音韵训诂,谈及《金刚经》的勘误等等,由此可见其学术思想的概貌和国学知识的渊博。

陈寅恪放洋十六载,游学于哈佛、柏林、巴黎等美国、欧洲名校,并没戴一顶博士桂冠,自称是为求知而放洋读书,这令很多人不能理解,包括他的亲属,他的侄子陈封雄就曾经疑惑地问过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听了叔叔的解释,陈封雄还是将信将疑。在见到姑父俞大维时又重提此事。俞大维回答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年轻的陈寅恪到底有多大的学问,时在国内虽是籍籍无名,可在欧洲的留学生中却已是名声大振,令人称羡了。1924年5月,北京大学公派留学生姚从吾在给他的老师,著名学者朱希祖的信中说:“陈君寅恪,江西人,习语言学,能畅读日、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近专攻比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

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即陈垣,作者注)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考》,……张亮丞先生所译之《马哥孛罗(通译马可波罗,作者注)游记》,费时已十二年,其自著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章,均有极中肯之批评。容商之陈寅恪先生,录记全文与援庵、亮丞两先生或《史学杂志》。”

很多留学生断言:“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这位“不可限量”的大学问家却不矜不伐,深藏若虚,以至于他到底懂多少语言文字,直至他去世也没有一个人能说的准。他自己在履历表的“懂何种外语”一栏中,只填写“德语”,又使这一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其实这是他的自谦。

陈封雄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这样一件事:“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引荐,促使曹云祥不得不仔细斟酌,虽没当面允诺,但也没推三阻四。再者,在聘任陈寅恪的事情上,吴宓又说他“用了一个小手段”,这就是一次宴会期间,吴宓中途退席去见曹云祥,再提聘任陈寅恪之事,并已用铅笔代拟了一个聘任陈寅恪的电报,在呈递电报时,一再向曹云祥表示自己将与陈寅恪共进退。就这样,1925年2月16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给陈寅恪发去聘任的电报。


1925年4月27日,吴宓收到陈寅恪的来信,以“须多购书”和“家务”的原因,表示“不即就聘”,既没拒绝也没接受,令吴宓心中多少有些不爽,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

6月,陈寅恪来信表示接受清华的聘请,将于明年春到校。他在信中还提出“须多购书”,是指在国外采购难得的有关国学的书籍,学校给他汇去总共四千元购书专款。国学研究院购置了许多满、蒙、藏文书,中文经典古籍包括明刊暨近刊善本丛书,欧美、日本书刊和杂志,以及频伽精舍藏经、大正藏等,这些书是专用于国学的教学和研究。

1926年夏,陈寅恪回国即赴杭州看望并随侍父亲陈三立。7月,由杭州回北京。吴宓得知消息即前来促膝相谈,甚是款洽,作《赋陈寅恪》:“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浑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对他的执教国学研究院,寄予了真挚的期许。

连日来,吴宓陪同他参观了图书馆,观赏了清华园,并前往拜访赵元任、王国维、刘崇鋐、杨绍曾、钱端升、叶企孙、李济等。陈寅恪因是单身,被安排居住在清华南院赵元任家。

杨步伟、赵元任在《忆寅恪》中说:“他比我们后到清华。那时每家只住一所房子,因元任书多,所以特别要了南院一、二号。寅恪到后,他一个人不愿住工字厅单身的地方,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我们就把南院二号给了他一半,吃饭佣人都由我们管。每饭后他和我总要聊一两个小时。……以后遇见郝更生的女朋友高仰乔女士,……有一个义姊和寅恪年岁相当,……我们就给寅恪带到高家让他们见面,不久他和唐筼女士结婚,就分住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了,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陈寅恪所开设的课题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学科范围分为五个专题: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厘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诸文字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所开的这些课程都是独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极少,所讲授的内容又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他的学生蓝文徴回忆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厘文、满文、蒙文、藏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匈牙利的马扎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文方始完全了解。”


陈寅恪放洋多年,在未给学生们上课前,多以为他是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一幅洋派头。可等到上课时,让学生们大跌眼镜的是,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并不是他们所作的种种揣测的那样,而是如《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中的精彩描述:“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穿着皮袍,外面罩着以蓝布大褂青皮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走过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

如此不入流近似古董的装扮,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位入室升堂的学术大师,以至于把他等闲视之,于是也就闹出了一些笑话。长期伏案读书和写作,且又不作户外运动,体质素来羸弱,药店买药已成生活常态。他不大相信中药,只相信西药。

一次,他和侄子陈封怀去西单的一家药店,他们站在柜台外挑选治胃病的西药。陈封怀在《“怪”教授》一文中说:“当时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子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他的讲学也颇有特点,首先在黑板上写上当天所讲的专题,接着就一层一层的展开,讲到精彩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以至下课铃响,仍在滔滔而论,诲语谆谆,毫无倦容。此时,他所带包袱内的书籍会排上了用场,由助教按照他的吩咐,翻到某书某卷第多少页,将所涉的内容,一一抄写在黑板上。他对学生注重的是启发和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做研究,从无突然性的小考,就是大考,也是以学生的短篇论文为主。


陈寅恪做学问用的是比较的方法,他会用十几种语言讲解《金刚经》,并指出《金刚经》译本中哪些翻译是对的,哪些翻译是错的。他说自己的讲课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讲课内容新颖活泼,知识渊博丰富,吸引许多学生前来听课,每听一次都有痛快淋漓之感。季羡林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做学问时要甘于寂寞,做到目不窥园,专心致志。他的学生姜亮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在清华曾写过一篇批评容庚先生的文章,送登《燕京学报》,容庚先生把我的文章送给寅恪先生看。过后寅恪先生对我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从此以后,我不大愿意写批评文章,越到后来越不做这样的事。”

他还告诉姜亮夫说:“做学问的工具越多越好,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这工具和主要研究工作要有联系的,不能联系的不要做。”劝他除了英语外,还要学习日、法两国的语言。他一直以先生的教导为座右铭,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在学术和教学园地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专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成为在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方面创获最多的学术宗师。

清华园每周都要举办一次师生同乐会,四大导师都有自己的绝活。梁启超会背诵《桃花扇》中某段,王国维会背诵《两京赋》,赵元任会把十几个茶杯集中在一起,调好七音后,会演奏出一首美妙的乐曲。陈寅恪则以讲笑话为主,有时也出对子让学生对。他最著名的对子是为国学研究院所作,即“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学生们听罢慢吟静思,俄尔,忍俊不禁,哄堂大笑。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昆明湖中。陈寅恪与王国维相处虽短,却十分推崇王国维的学问和人品。学生戴家祥在陪陈寅恪散步时,他亲口对戴家祥说:“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安先生,其次是陈垣。”当天晚上在向王国维遗体告别时,他和国学院的学生们一起,向王国维遗体行三跪九叩礼。山高水长,视为知己。

陈寅恪感怀触绪作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王国维的遗命就是遗书中所说:“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吴即陈寅恪和吴宓。他对此遗命一一落实,让国学研究院助教赵万里负责整理,赵万里又把经学、小学的部分材料交与戴家祥校对。陈寅恪又亲自与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谈,让北京图书馆购进王国维的所有藏书,以免流失。于此可见,他们不仅私谊深厚,而且在文化上互为知己。失去知己,情何以堪。

他又特意撰写《挽王静安先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妬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的发展考虑,曾请校方聘请章太炎、罗振玉、陈垣为导师,马衡为特别讲师。章、罗均以各自的理由而婉拒,陈垣也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后”为词,再三恳辞,只有马衡接受了聘请。

陈寅恪虽是个不问世事的学者,可在大的关键问题上,也是一点不含糊。清华章程规定校长可由董事会内董事互选,梁启超是头一位董事,现任校长曹云祥是由外交部任命。曹云祥担心董事互选,梁启超会顶了他的校长位置,便暗中做起了手脚,策动学生写信,逼梁启超辞去清华教授职。

陈寅恪知道后,在一次教授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梁启超,反对曹云祥。他还当曹云祥的面,要求他辞职。不久,曹云祥辞了职。

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梁启超也因病逝世。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忽殁其二,导师赵元任常年做外地的方言调查,讲师李济也是常年做田野考古,只有陈寅恪一人常川驻校。国学研究院后继无人,前景堪忧。学生人数因之而骤然下降,1927、1928年仅录取二、三个学生。国学研究院走过了一个黄金时期,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撤销,这是中国学术事业的大损失,但它的学风余韵却一直不衰。

当年的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对自己一生中这段最为难忘最为精彩的时光永远怀念:“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清华研究院开办四年以来,总共培养了七十四名毕业生,他们大多成为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不少人在文史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果,如王力(语言学)、刘盼遂(文史)、刘节(史学)、高亨(经学)、经国祯(南明史)、姚名达(文献学)、徐中舒(古史)、蒋秉南(楚辞学)、姚薇元和姜亮夫(史学)等。

陈寅恪改就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至卢沟桥事变,他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学术声望日隆,日本以及欧洲的汉学家都公认他为博学而有识见的史学家。   


责任编辑: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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