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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烨:对先圣先王先贤信仰世界的还原
信息来源:东方生命研究院    作者:范子烨    阅读次数:    发布时间:2021-04-04 17:27

                                 对先圣先王先贤信仰世界的还原——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及其回声


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将在中国武汉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此观点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围绕“轴心时代”话题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深入地了解轴心时代,把握论坛主旨,现将“轴心时代”相关文章辑录,发布在本平台,以飨读者。

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其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29页)一书中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乃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三先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和墨子等等,以及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在这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对待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由此决定了今天西方各国、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不同文化形态。“文化的每一时代无不根植于前一时代,伟大独立的文化实体都在不断的发展中。”(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我们读本期梵净国学的三篇优秀论文,对此产生了深切的感受。

作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巨擘,孔子是我们民族的圣人。钟书林教授所撰《孔子的家族传统与文化追认》一文,以《论语》所载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论为核心,以《史记·孔子世家》和《孔丛子》等中古典籍为参证,重新还原了孔子的文化心态,深刻地揭示了孔子的文化渊源及其革故鼎新的文化精神。文章指出,孔子作为殷商王室之后,身上流淌着殷商王室的血液,虽然生活于春秋后世,但在骨子里对殷商王朝仍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如他将微子、箕子、比干称誉为“殷有三仁”,同时这也寄蕴着自我的身影。孔子对殷商历史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对“天下之恶皆归于纣”的情形也是极不满意的。孔子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箕子仁贤教化之下的朝鲜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先祖箕子美政的追崇。他认为,巫、史、士是中国文化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孔子乃是一身兼备此三者的伟大知识分子的缩影。本文的突出特点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即将人们熟知的材料串联起来,别为新解,如孔子的“三仁之叹”,浮海之思,九夷之想,龙凤之品,乃至临终之梦等等,都被纳入作者的阐释体系中,作为考论孔子殷商情结的证据,都是非常新颖的创见。在孔子的时代,我国的文明史已经有两千多年,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孔子的思想是在充分研究古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书林认为,孔子与殷商以来的巫史传统有密切关系,带有明显的文化烙印。书林吸收了章太炎、闻一多的观点,发掘“儒”与殷商祭祀的关系,意在彰显周礼的文化渊源,从而表明了孔子通往礼乐文化的道路以及士的精神生成的历史基因。本文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创新能力。治先秦之学,难度是很大的,对小学、古文字学的精通是必须具备的根基,同时,潜在的风险也很大,因为某些地下文献一旦出土,可能一根竹简就抵消了一位学者一生的劳作,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书林的勇气和聪明都让我钦佩,他谦和的憨笑此时也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东方大地上,释迦牟尼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另一位巨擘。自东汉时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我国中古时代的文化之河,洪波迭起,硕果累累。至萧梁时代,佛教成为国教,一代君王萧衍成为佛教的文化符号。故龚斌教授所撰《简论梁武帝的佛学造诣》一文,颇有文化与学术意义。文章认为,梁武帝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晚年大力弘法讲论,有较高的佛学造诣,对当时佛学的传播与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者深入考察了梁武帝的佛学著作和讲经说法活动,由此进入其辉煌神圣的佛学世界。文章的重要创获之一,是认为梁武帝宗仰大乘经典《中伦》《百论》《十二门论》,其《禁断酒肉》之文,不仅是宗教实践,也是佛教戒律的守持与创新。本文彰显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即萧梁时代佛教的发展与佛教信徒的世俗的社会、政治地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尽管梁武帝的佛学水准未臻精妙,但在当时的影响却广及朝野。后来的佛经注疏,也常常吸取梁武帝的见解。这一文化现象确实是发人深思的。

事实上,儒释道三家的圆融在萧梁时代就已经实现了,而当历史巨人的脚步迈进中唐时代的时候,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也大致具备了雏形,具体表现为佛学思想已经成为文人士子随时可以汲取的文化与精神资源。大师兄“霍家军第一人”尚永亮教授所撰《佛学影响与儒者情怀——柳宗元、刘禹锡贬后心态侧窥》一文,以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两位著名的文学家为核心,彰显了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另一段深沉而优美的历史回声。文章的学术书写非常严密严谨,充满了辩证法的神髓。作者深入到柳、刘的心灵世界,为我们细致地描绘、揭示了儒、佛二家的思想交融及其富有诗意的文学呈现。文章指出,执着自我,执着现实,是刘、柳遭贬后心态的主要方面,但由于他们与佛教徒密切交往,又潜心于佛典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因而不能不受到佛学无执思想的影响,由此对其执着意识产生一种明显的弱化、消解作用。“细读柳、刘诗文,我们总是觉察得到一种起伏波动于其心灵深处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心香佛典,不时在主观上淡化自我情志,竭力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另一方面,他们在客观上又常常冲破自我的主观设计,仿佛被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驱使着,念念难以忘怀社会政治而欲再入其中一展经纶。一方面,柳、刘承受着残酷的专制政治赐予他们那终身受用的苦果,他们确曾寒心销志,感到无比的沉痛和哀伤,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仅仅沉溺于其中,而是能时时从这沉痛哀伤中振起,或讽谕,或嘲笑,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文章的结论是:柳宗元、刘禹锡仍是儒门中人,一狷一狂,奠定了其自我心性和执著意识的基石。可见孔子入世精神的光辉与佛祖超越世俗的神圣,同时照亮了刘、柳的心灵世界,使他们充分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创造,从而走向永恒的未来。

文化从来不是打造出来的。真正的文化生成于一个自然的充满信仰的世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责任编辑: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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