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晚年鲁迅文本的“墨学”之影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作者：孙郁    阅读次数：9285    发布时间：2021-01-01 13:04:37

摘要：鲁迅左转之后，作品里借用了某些墨学资源。在创作中，不是解释古人，而是由此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时代。在其富有弹性的文本里，呼应了墨子遗产有意味的部分。感世之言与辩驳之语多雄健之气，且汇入了左翼文学某些理念。从苦行之思，底层意识，和荒诞感中，表达出“别一世界的人们”的另类光彩。

关键词：鲁迅；墨学；非攻；左翼文学

一

晚年的鲁迅，讥讽自己躲在租界里的文章，有时候不免逃逸者语[1]，那效力是有限的。后来的集子取名《且介亭杂文》，也有文字游戏和自嘲的意味。考察他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文学活动，话语方式与先前略有不同，纠葛的难点渐多。与以往的写作比，“且介亭”里的文章有时多了国故的篇什，学者之文的趣味略增，文字背后是道道历史的余影。比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涉及儒士与方士，王道的发生诸话题；《买〈小学大全〉记》则由音韵训诂旁及历史变迁，有考据与论辩的功底在；《随便翻翻》乃古书里寻出隐秘，国故的潜在性存在被一一打捞出来。这些不都是投枪与匕首，气韵不亚于某些京派文人的书卷气。彼时的左翼作家，往往就现实谈现实，鲁迅则不时带有古今之辩的味道。在“且介亭”发表的系列古代题材的小说，风格趋变，他写孔子，也涉及老庄，但对于这些先贤不乏微词，“文明批评”的意味依然很足。不过有趣的是，关于先秦诸子，他独对于墨子有另类的视角，不仅难见苛求，甚至礼赞有加。在扬墨抑孔的文字里，让人想起晚清墨学的某些风气。

1934 年，他创作了小说《非攻》，故事并不出奇，墨子与其时代的关系被演绎得饶有趣味。小说后来收入《故事新编》，成了古代人物系列特别的一篇，且风格上与同时期别的作品比，“油滑”渐少，显得有些雅正。与清末民初学人对于墨子关注角度不同，鲁迅把时代语境带入叙述文字里，出发点不是解释墨学，而是由墨子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存在。鲁迅一生对墨子的看法都不系统，杂文里折射的也仅仅是枝叶性的话题。不过这小说看得出对于墨子遗产的基本态度，内中也不乏左翼作家的一种理想，恰如高远东所说，“在墨家人物身上，找到了个人道德完整性和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内在自由和社会使命承担之间的统一点”。[2]翻检鲁迅的诸多小说，类似的主题极为少见。

《非攻》的情节取自《墨子•公输》，故事也引用了《战国策•宋策》《孟子•滕文公》《墨子•鲁问》《墨子•耕柱》《墨子•贵义》《墨子•备高临》《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务训》《文选•对楚王问》《新论•惜时》《吕氏春秋•贵因》《渚宫旧事》等近二十篇材料[3]。作者只是把史料变为感性的画面，留下的空白多多，看得出有诸多未尽之意。墨子形象，苦行、善良、幽默而含蓄，全没有名人的显赫。底层人的朴实和台阁间的智慧，都集中于一身。在战争来临之际，他以智谋说服楚王，不要攻打宋国。在言谈中，辩学的魅力四射，无论公输般还是楚王，都在其面前改变了主张。鲁迅写这些远去风尘里的人与事，自然渗透着某些自己的经验。在大变故到来的时候，象牙塔里的知识人往往充满无力之感，倒是那些脚踩在土地里的人，在改写人间的路途。墨子那个时代，贫富不均，民不聊生，他能以自己的智慧制止战乱的发生，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不能不说有一种回望中的惊奇。

民国不同于战国，但民与国，个人与团体的难题，古今间都有相似之处。小说对于宋国、楚国的感受不同，也画出世道人心的一部分。意味深长的是，墨子解决问题，并不依仗自己的追随者集团作战，这在他那里属于下策，独自与人周旋，倒显出牺牲意识。弟子中能够深解其意者不多，滑入歧途的也是有的。我们由此看到了墨家内部的复杂，但墨子却平静面对一切。他身上集结的各种精神元素，自然也有缺失的所在，但在克服难题时显示的力量，是旧式士人那里不易见到的。

老老实实地写墨子，看出作者的叙述策略。在这里，鲁迅善于使用的荒诞手段，让位于史传笔法，夸张与变形的叙述弱化了许多。在鲁迅眼里，墨子的基本史料已足以证明那精神的不俗，大可不必拔高与炫耀。小说对于史料的运用颇有选择性，凸显的是智性，忍苦精神，自身的孤独，这些恰是作者自己兼备的元素。作品的气息与传统的审美意识相去甚远，好像是一幅苦行者的慈悲之图，但这是明快的慈悲，朗健的慈悲。从作品的倾向性看来，作者有两种隐喻含在文本的深处，一是明写墨子，实讽孔子和老子，虽然孔子和老子是不在场的存在，作者却时时不忘颠覆儒家与道家的语境。二是回应墨学的某些观点。比如墨子学说何以消失? 一个可贵的精神遗产不得流传的深处原因何在? 这两者既是历史悬案，也是现代学人的追问。回答它，日常的思维大约不得要领。

显而易见，刻画这位古人时，鲁迅的笔墨颇多节制，内中不乏互感的目光。墨子的思想，在一些地方引来自己的共鸣，相似之处也显现出来。他曾说中国好的青年都在走探索的路，行比说更重要[4]。认为在抵御敌人时，不能以“气”为之，要有的是勇与谋。上海时期，在与绅士们论战的时候，常常揭露出对方的破绽，露出马脚来。这都是墨子实践过的思路，又加上了自己的经验。对于鲁迅而言，墨子是陌生的熟悉人。描绘其行迹，唤起了自己的某些记忆也是可能的。这个被淹没的历史人物，乃现实最缺少的逆俗者。我们说《非攻》有招魂的意味，也并非没有道理。

与鲁迅同代的学者对于墨子的兴趣者很多，这大概与学术转型有关。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认为墨子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5]，但胡适过于看重墨子的哲学方法，讨论的是“应用主义”之类的话题。他与章士钊、章太炎讨论墨学的时候，还在朴学与实验主义之间，目光并不在社会实践的层面。鲁迅在回望古人留下的遗迹的时候，更重视现实改造者行动的方式。在他眼里，墨学发展的结果倘不能与现实难题发生碰撞，象牙塔的沉思则远远不够的。不妨说，相比于胡适的“述”，鲁迅更致力于“作”。“对于化为历史哲学的存在论来说，第一命题是‘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6]”“述”与“作”，古代的儒家也曾有过思考，但墨子的精神显然更具有有效性。鲁迅觉得晚清以来具有这种品格的学人不多，但他认为章太炎早期就是能够很好处理“述”与“作”的人，可是后来京派与海派一些文人则没有这样的气象。倘细细观察鲁迅创作《非攻》前后对于各类文人的批评，当更能深解此篇小说的弦外之音。

儒家讲过去颇多智慧，讲到现在则柔弱的地方殊多，道家虚幻的“道”美则美矣，却逃逸了当下的难题。唯有墨子是直面眼前危机的人，没有空谈，亦不逃逸，梦幻之影被其坚毅的目光里的现实体验代替了。鲁迅曾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7] 新的文化不解决这样的难题，还会重蹈覆辙。而在墨学遗产里，他体味到了解决“现在”难题的经验小说中，从墨子孤独行走的姿态，我们窥见了鲁迅的背影。

二

小说《非攻》的出现，非一时冲动，显然酝酿良久。当我们与同期另一篇小说《出关》对读时，发现彼此有着照应的地方，内在的隐含颇值得思量。对比二者的审美方式，看得出明显差异。前者积极，后者迟疑；一个是入世的平静，另一个是出世的冷然。这种差异也是对于先秦诸子整体性关照的心得，评价的差异是显然的。鲁迅的价值态度泾渭分明，以小说的方式呈现一种文化态度，这在五四后是常有的现象。但比较起来，郭沫若、施蛰存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不过他们没有鲁迅这样的维度，拘于一点而难能出奇，就精神的走向而言，彼此不在一个时空里。

鲁迅描写墨子，其实未尝不是在与空谈救国的文人的对话。小说明显把笔墨偏于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对于务虚者的讥讽都藏在笔底。通篇没有士大夫式的儒雅之气，文字显得旷野式的苍凉。作者刻画墨子时，词语简约传神，对于其尴尬和无奈也有非同寻常的表述。我们从叙述的语态可以看出对于儒家语境与道家语境的揶揄。救世而不做救世主，爱民而不期民所爱，在精神哲学上多了儒、道所无的东西，很有“在而不属于”的风范。这个远离说教，以自身的苦楚的选择和智慧的高扬的主人公，无疑也被赋予了现代人的某些思想。

与《非攻》不同的《出关》，写到孔子与老子的会面，语言不多，各自的玄机都在，一个谦逊里的沉默，一个悟道后的遁逸，似乎只在观念里觅道，全无现实的躬行。作品对于那些道德话语的无力感，是有所显示的，老子出关时的那种空言，不过语言的游戏，深则深矣，却多在空幻之间。所以老子与人对话，是智能的比拼，全在云里雾里。按照传统说法，孔子的思想，得之老子的地方很多，不过滑入道德之境，却不能切入智慧深处，觉得并不亲切。

墨子是果敢的行动者，没有老子的贵族气和孔子的儒雅意味。《出关》中的老子住宅，俨然贵人之所，而《非攻》的墨子，清贫有之，寒苦亦多。鲁迅把他们置于不同的环境里描写，不妨说也画出了精神背景的不同。把老子、孔子置于一个空间表现，有意地将思想虚无化处理，其实是对于逃逸哲学的批评。墨子的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在《非攻》里看不到一丝贵族的影子，也没有故作高明的样子。但寒士般的目光却有坚毅的力量。鲁迅作品很少出现这样的人物，较之过去一些文人的孱弱性和农民的愚钝性，《非攻》提供的是一个朗健的英雄者的形象。

关于老子与墨子的差异，章太炎曾发现彼此不同的要点。“老聃不尚贤，墨家以尚贤为极，何其言之反也! 寻名异，审分同矣。老之言贤者，谓名誉、谈说、才气也；墨之言贤者，谓材力、技能、功伐也。不尚名誉，故无朋党；不尊谈说，故无游士；不贵才气，故无聚官。然则材力、技能、功伐举矣”。[8]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对于墨学短短的概括，也有类似题旨。他从墨子的批判孔子、远离道家思想的行为里，看到先秦文化有生气的地方，而新文学要衔接的，恰是这种中断的存在。墨子非儒表现的智慧，鲁迅学到了许多，而那些讥刺道家的言论，也让他颇为惬意。《故事新编》中的那篇《起死》与《非攻》对读起来，则看到道家与墨家的差异。前者竭尽嘲讽之能事，后者则以正面笔墨点染成篇。他的学术理念就这样有趣地外化在小说的时空里。

鲁迅如此钟情墨子，或许也因了墨子传统演化的侠义精神。他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9]年轻时期对于摩罗诗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10]的礼赞，看重的是他们“指归在动作”[11]的选择。北京时期“痛打落水狗”，就有一种斗士风采，那时候创作的小说《铸剑》，侠义之气弥漫，血腥里的豪气卷走了死亡的阴冷。三十年代，他推荐裴得菲《勇敢的约翰》，欣赏的是那干预现实的勇猛形象，延续的依然是青年时期的梦。在“且介亭”时期与青年交往的时候，欣赏的是一些左翼青年身上的“野性”，厌恶北平绅士意味作家的儒雅和自恋。他介绍的艺术品，几乎没有宋元山水画里的隐逸和安宁，珂勒惠支惨烈之气缭绕，比亚兹莱的鬼气中蒸腾着人性之光，麦绥莱勒则散出普罗艺术的灵魂。这些都没有儒家与道家的空泛之思，流动着超越感觉阈限的现实忧患。他的辩才，技艺，苦行之思，倒是与墨子的形影颇多叠合。越到后来，越注意到行比言更为重要，但那行，不是放弃言，而是力戒空谈，以智慧的方法处理世间难题。这也是墨子曾有过的思想，在士大夫文化传统里，不易见到此类遗存。我们参照彼时鲁迅的各种文章，大致可以看到他们精神的交叉，而欣赏墨子的原因，也无非以下几种：

一是墨子的苦行之思，在他看来是可取的。而自己身上的隐忍、自虐、持之以恒的寻路，都与墨子精神有所重合。庄子就看到墨子礼赞“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12]的背后，有一般儒生没有的坚毅气。但这苦行不是自我的折磨，其间通往的是智性之路。

二是底层意识，《墨子•尚贤》云：“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其实是从官本位的反面思考问题的。他的兼爱、非攻理念都是民本意识的一种。小说《非攻》中对于墨子的描述，就很有平民之态，清贫、寒苦，低调。五四新文人主张平民的文学，其实不是新的发现，既有域外思想的启示，也是古已有之的存在。

三是革命性。在鲁迅眼里，儒家思想覆盖知识界的时候，墨子的选择能够与之不同，且直陈其弊，也是不易的。敢于非孔，则定然有智有勇，非他人可比。民国知识人有许多指出墨子思想的进步性，有学者早已发现：“孔子之思想学术，视当时之官学，虽有进步，而因依附政府，‘温温无所试’，则非其所堪，弊亦中于此矣。墨子则不然，己既为贱人，而其所讲求者，亦终为贱人之学。故孔子尊周王鲁，墨子则背周道；若仅就此点言之，则孔子似清末之康圣人，墨子则一革命家也。”[13]沿着这个思路看中国文化的走向，墨子属于少数，不在主流世界。但他的催促新精神的内力，是别的遗产不能代替的。

《非攻》里墨子精神也主要集中在上述三点。鲁迅塑造这个人物，是有所选择的，这位远古的思想者的“尚同”“明鬼”诸思想，都没有体现。墨学中关于经学的考释，也省略掉了。鲁迅在自己的小说里只取两种主要元素衬托人物的形象，一是忘我的牺牲意识，二是辩才。忘我需要自我牺牲，于是方能兼爱，而反战才能成立。辩才则可扫荡庸见，自然能改写认知路径。我们在此分明也看出其精神期待，他自己的立身之道，也含有这几种元素。在战云纷扰的年月，墨子早就替人间思考了止战的方略。这些不是儒家的道德说教，而是爱意下的智慧，技能的汇总。勇、智、谋兼而有之，去腐儒的陈词甚远，精神便有了异样的光彩了。

三

关于墨子的忘我的牺牲意识，可以追溯到夏禹。庄子云：“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14]鲁迅觉得他们之间，也有相似的精神。《非攻》体现的精神与之前创作的小说《理水》主题也有暗合的地方，一般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联系，看得出作者对于人生观的一种态度。从大禹思想到墨子精神，有中国文化一种特别的逻辑，鲁迅凭着敏锐的视角，联通了两个人物的精神，以暖意的光泽，照亮了被遮蔽的先秦思想。这系列小说有现代主义的元素，变形里的表达凸显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交锋。两篇作品亦庄亦谐，墨迹间也有着诸多伏笔，与其说是为古人重做传记，不如说也有对于晚清以来墨学的回应。

墨子风尘仆仆去楚国谈判，不顾各种困难而为之，乃忧患意识使然。《非攻》感人的地方恰在此处。而《理水》中的大禹，也是牺牲自我利益的人物，在水灾连年的日子，与百姓同疾苦的选择，也有墨子所云“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15]的不凡，不妨以圣人喻之。小说对于主人公的责任感、牺牲感的描摹，与周围的人物比，形成巨大的反差。空言误国，惟有拼命苦干者方有未来。古代的经书写空幻的道德多多，都无助于现实的改造。从大禹到墨子，走的是切实的路径。

墨子去楚国，穿过宋国领域，一路感受颇为苍冷，跋涉中身带苦楚，走破了鞋子，饥肠辘辘，所见风景也颇为荒凉。奇怪的是却没有什么颓败的心情，行姿未见难色。先前鲁迅写到乡村、小镇，肃杀的景致为主，难见繁花，观景者的心情也颇为凄凉。北京时期写的《过客》，也有一个不断行走者的形象，心情就孤寂得很，惨烈之气弥漫，坚毅的目光不掩内心的痛楚。两部作品有诸多交叉的意象，但三十年代的鲁迅处理墨子这个行路人的形象，似乎有了坦然与明快之气，《过客》所描述的荒原感显然减弱了许多，人物的状态完全不同了。先前笔下的过客，虽然走得无畏，但没有目标。而墨子呢，一切都那么自然，内心所想与行为所使，均协调一致。仿佛有使命的落实，且看两作品的片段：

那不行! 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的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过客》)[16]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到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走了三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棵大树，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非攻》)[17]

留意作品的环境描述和精神点染，彼此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是尼采式的感觉的流动，主观的画面镶嵌着无边的灰暗。后者乃寻常之所，笔下显得克制。《过客》是悲壮的、个人主义的色彩飘然而过，《非攻》则兼爱之心的跳动，隐忍着艰辛却无什么痛感，平和与智性中，万物悄然不动。这种差异，也是鲁迅早期与晚期的内心色调的不同，不变的是勇敢与无畏，多的是从容与淡定。献身于所爱，不必顾及人间恩怨。借助墨子的行迹，鲁迅无意中刻进了自己的新式觉态。

应当说，鲁迅在自己的现实感受里，读懂了墨子的某些思想。在《非攻》写作前后，经历了人生更为深刻的变化，周围那些寻觅的青年与黑夜暗战的勇气，怎样鼓舞了自己。柔石、白莽等的牺牲都感染过鲁迅。一面欣赏这些觅路的朋友，一面也提示青年，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要有智性和策略才对。墨子在强权面前取胜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辩才，能够以逻辑之语将复杂问题明晰化，将人引入悖论后自省自我的缺陷。二是本身的技艺高超，有克敌制胜的法宝。公输般的云梯已经颇多玄机，却被墨子的防守机械所破。他的科技水准之高，令人叹服。墨子的学生讲民气，以气御敌。但老师却以智解难，有化险为夷的策略，诸多难题悄然冰释。御敌之力不在气，而在实力与智力之间。墨子的许多思想都有鲜活之处，他不像孔子那样以道德话语游说他人，而是以智取人。这里有活的精神，在儒家精神一体化的年代，墨子式的存在是不易出现的。

表面看来，小说《非攻》毫无左翼叙述的痕迹，作品以含蓄的方式描写墨子，褪去了激进话语的道德意蕴，但考察前后写作的背景，其间却难掩战士的思维。那些左翼艺术之影隐含在文字之后，需细细品味方能得之。苏联文学里的进取意识，也未尝没有刺激鲁迅对于墨学的认识。他编辑《铁流》《静静的顿河》的时候，看到俄国革命中的血色里的聪慧之光，自然也获取了诸多灵感。将域外一些作品中的某种人物看成思想界的新人，鲁迅是有切身体味的。有新人在，方见光明，血的现实告诉鲁迅，中国不都是一个沉沦的世界，改造社会与建设社会的人才从不缺乏。即以战争为例，反战与牺牲自我的人何其之多，那才是民族最为可敬的人们。现代战争与远古时代的规模已经有别，但先哲精神也并不过时的吧。中国的抗战刚刚开始，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被书写得不多。所以，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中写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8]

在鲁迅眼里，墨子与大禹如此，左翼一些青年亦如此，他自己是深信这些的。从挫败感、彷徨感，到使命感的叙述变化，看得出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叙述的调整。在早期的文字中，杂文中才能看到使命的辞章，内中多坚毅的东西。到了晚年，将杂文的勇气运用于小说之中，这些乃叙述语态的变化，连带出审美的位移。他的小说多了新式人物，与其说是对于墨子的回望，不妨说是向改造社会的革命者致意吧。

四

从古人世界重新发现今人的思想资源，是鲁迅一直做的工作。先前是业余的默默劳作，在白话文写作中不易看到，可说是一种“暗功夫”。小说集《故事新编》则让读者听到古风里的新曲，读者恍然悟出，自己还在历史的进程中。有趣的是，《故事新编》乃杂体系列的小说，一些篇章毋宁说有一丝《史记》影子。《史记》里的对白，除了有性格特点，还不乏辩才。但司马迁没有注意到墨子思辨的价值，遗漏了那些动人的片段。鲁迅写《非攻》，将墨学的元素变成形象可感的画面，打破儒家一统的思路，似乎续写了《史记》的一章。

自然，鲁迅无意做新《史记》的功课，他的小说家天赋里含着史传传统也是有限的。不过司马迁的简约、传神之笔也传染了他，除了人物命运的描述颇可一赞，描写人物的对话，生龙活现。《故事新编》里的孔子的对话，有点刻板，《论语》里的风趣却被略掉了。老子的会客之语，也不见得高明，谈吐间是不太情愿的样子，幽玄是有了，那背后不免孤寂和无奈之影，日常的举止，无趣的地方殊多。《采薇》里写伯夷与齐叔，词语迂腐不堪，听了往往要发笑。小说以此写出人物的魂来，对白里见性格，也是古小说一贯的技巧。鲁迅对此谙熟于心，从话语方式来塑造人物性格，也有着司马迁未曾运用过的另类手法。

而墨子的对话，就全不同于他人，幽默、明快，有逻辑的力量。虽然所录者不多，而笔笔见意，句句生辉，倘不熟悉墨学，不易做到此点。《史记》里缺少这类逻辑方式的陈述，实在有些可惜，而鲁迅在小说开篇有墨子与人的对话，那是另类的思维，不禁让人叹然：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19]

这种智慧的对话，在小说中有多处，既现出儒者的可笑，也看见墨家的明慧。墨子善辩，其辩才在先秦中可谓翘楚。前人称他“悖于理而逆于人心”[20]，看出逻辑的特别。鲁迅在小说中引《墨子》的材料，复原感性的场景，其词锋直逼核心，思想被一次次聚焦，人格背后的逻辑力量产生了效应。

墨子的辩才，在表达上颇多艰涩。梁启超谓之“文辞朴僿”[21]，是一种叙述策略，也并非没有道理。阅读《墨子间诂》，孙诒让先生已经很好地注释了这些。这种叙述智慧在后世一直被聪慧者所用。明清以来绍兴刑名师爷的笔下，也有此类遗风。陈源当年与鲁迅论战，被打下马来，当说遇见了苏格拉底式的智者。但他却认为是受到绍兴师爷的欺辱。我们细细分析鲁迅与那些自由主义文人的论争，其词锋之寒气，语句之尖刻，背后有奇思闪动。与墨子的辩驳文字，当有诸多的相近之处。直到晚年与不同流派的青年争辩，此类风格越发明显。

《墨经》里充满了论辩智慧，比儒家道德话语要切实有力，多的是逻辑的力量。有学者认为“墨子之学，出发于《尚书》，孔子之学，出发于《易》”[22]。《尚书》里的古朴之气，在墨子思维里显得颇为重要。王夫子《尚书引义》谈的“知、行”问题，也恰是墨子思想的延伸，对于空泛的伪道学是一种矫正[23]。墨子价值，也在此间无疑。比如讨论问题时，不从先验性出发，能够捕捉到存在的难点。这里，墨子形成的论辩逻辑，对于后人颇有启示。善于对于概念、大前提、小前提都有界定，拒绝儒士的模式，从人的感知出发，辨别流行话语的虚妄。他不仅反驳儒家思想，对于道家、名家的思想亦多驳诘。公孙龙与人辩论时，有诡辩的地方，墨子以自己逻辑思维，直指其弊，思想颇为鲜活。比如言及“目不见”的话题，公孙龙子说：“且犹白以目、以火见，则火与目不见。”[24]而墨子驳之曰：“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25]意谓：“不能以光线不能见物为理由，而说眼睛不能见物。”[26]这种论辩视角，鲁迅杂文何尝不见? 他与形形色色文人论战时的概念表述与逻辑推演，以及对于诡辩家的颠覆，都比墨子有过之。墨子批驳道家思想，看到是对象世界里的虚妄，自己则以现实感与大义精神，直陈对手的瑕疵。比如老子说语言都有悖谬，墨子则认为以此推之，老子之言也有悖论。这种反驳的逻辑，鲁迅处处可见，晚年所作《名人和名言》以章太炎的言论为例，强调了“博识家的话多浅”，[27]名人与名言不等号。对于神秘话题的消解，于他是一种常有的事。至于对于“新月派”文人的讥讽，类似的逻辑运用得更为得体。由此也暗示读者，鲁迅的思维方式，有传统的基因，这些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知理念汇于一体，遂有了通透、广远的气象。

当鲁迅引用墨子的经典词语演绎小说的时候，他的叙述语态显得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批驳左翼青年简化革命话题的语句，也有类似的风格，只是更为现代一点。比如创造社、太阳社青年认为革命文学都是宣传，但鲁迅却说：“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28]大前提与小前提以及结论都不一样。再比如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思考，他反驳梁实秋的超阶级的理论，就用了归谬法。他在批判国民党政客的时候，显示出异常深切的智慧。像《友邦惊诧论》就有墨子的某些方式，只是更具有攻击性了。而我们看他反驳张春桥对于《八月的乡村》的攻击，对手的理论被各个击破，道理显得清清楚楚。这是新文学里罕见的辞章演绎。不消说，除了作者自身的天赋之外，还有对于苏格拉底与墨子的呼应。带着这些叙述智慧审视墨子的时候，可以想见内心的亲近之感是何等强烈。

鲁迅对于墨子是心灵的呼应者多，并不做学术的检讨。他未必赞成墨子“明鬼”“非命”的思想，但是一些思辨的精神还是感染了自己。对比墨子《非儒》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批评孔子的基本精神逻辑而言，是有接近的地方。鲁迅经由晚清学术思想的流脉，在现实的战斗里，强化了自己的逻辑思维。在知识论与认知逻辑层面，远儒、道而亲墨学，不是没有原因。毕竟，有了现代哲学资源与审美资源的鲁迅，对于古人的遗产只是择而用之，“故事”所以“新编”，乃有更大的隐含。只要了解那时候走上前线的左翼文学猛士，也可以理解小说《非攻》不是悠然的游戏之作。

五

但是鲁迅对于墨子这类天才的表现，也并非朝圣般的庄严。《非攻》的结尾并未显示墨子的得意和快慰，返乡之后没有鲜花与笑语，反而陷入苦楚，被拯救的宋国百姓不仅木然于他的恩德，反而受到官民的骚扰和欺辱。小说的短短几句话，也写出世间苍凉：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起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进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29]

英雄的结局不过如此，确如鲁迅在左联成立时的讲话：革命胜利后，不是“坐特等车，吃特等饭”，[30]有功于世者，未必得荣耀与光环，寂寞才是常有的事。墨子传统后来中断，与官僚统治颇多关系。鲁迅在民间气氛和国家结构性的缝隙，看到这类英雄遭受磨难的不可避免性。中国社会的逆淘汰机制，是文化不得畅达的原因，而人间悲剧也由此变得长而久，这是无可奈何的历史。

与《非攻》相似的是，《理水》也同样表现了知识人与庸众对待英雄的可笑态度。在小说里，似乎也回答了学界关于墨学消失的疑问。在所谓知识人的世界被俗儒一统天下的时候，智慧是不得生长的。无论是大禹还是墨子，周围缠绕的是一些短视之人，能够读懂其世界隐含的并不很多。我们不能说这是鲁迅的自况，但至少留下了左翼时期横战的心情也是可能的。

《理水》的内涵比《非攻》更为丰富而复杂，但韵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大禹也是黑色的形象，受命治水时也是历经磨难，却没有悔意。妻子不满他的舍弃小家的无情，自己却无一日不在忧患中。他力排众议，不顾官僚的反对，也拒绝儒生的暗示，走的是一条自己的道路。在对比中可以发现，那些官员与儒生都是小丑般的人物，有漫画的样子。写大禹的时候，寥寥几笔，已经看出与众生的不同。顽强、坚韧、明达。也同描绘墨子一样，鲁迅笔下是民本的意识浓浓，坚持的是下等人的立场。虽然对底层亦多批评的眼光，但较之上层社会的流风，显然多了可以肯定的地方。《非攻》写墨子离开公输班时，有一段对话，就是为下等人立场的辩护：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说。“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

“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公输班道。“ 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乡!”

“那倒也不。丝麻米谷，都是贱人做出来的东西，大人们就都要。何况行义呢。”[31]

贱人的哲学，不比大人的哲学差，有时甚或更接近人生的本意。但这哲学，士大夫们不去理会，帝王更是不太了然的。无论是《理水》还是《非攻》，鲁迅偏向于贱人的立场，使叙述的逻辑偏于士大夫之外的世界，反讽的意味与他的杂文庶几近之。这也从另一层面，暗示了墨家思想一度被淹没的原因，在鲁迅看来，儒家思想与绅士意识不可能接受底层的哲学，而重新发现民间思想者，庶几使我们的叙述空间不再狭窄起来。

墨子的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底层意识，其实还有智性的攀援。倘没有后者，社会不过退回到江山易位的窠臼，精神是不得进化的。联想起晚年的鲁迅，纠缠自己的是阶级话题、革命话题、民众的话题，出发点也是警惕自己被流行色所同化。墨子形象融进了他的诸多体验是无疑的，他写这个人物，本乎朴学的态度，现代主义的夸张也随之而出。借用古人而暗示现代的人生，是近代以来许多作家使用的手段。以陌生化的表达重塑自己心目的人与事，则有着精神的穿越的可能。这也可以解释鲁迅何以古调新弹，中国人在基本点上，依然隐含着先秦文化的某些逻辑。

比起晚清学人笔下的墨子，鲁迅的《非攻》有些溢出学术疆域，多了存在的不可测性。作品描述先秦人物，其实小心翼翼，因为衣食住行的表现都不能造次，心理的真实是必不可少的。于先秦诸子中取墨学思想为自己的精神参照，不始于鲁迅。晚明以来，有见识的学人对于墨子的重新发现，都是脱离儒家惯性的一种努力。傅山、顾炎武对于墨子的理解，其实加速了他们和世俗社会疏离的过程，而晚清梁启超为墨子辩诬，乃思想进化的理念使然。吕思勉也为墨子正名，以为古代“诸家之攻击墨子者，尤多不中理”，[32]这可看出现代史学家立场的变迁。墨学的兴盛，是学术转向的一个象征。鲁迅与上述诸人有相似的地方，但他已经由学理转入自我的人生实践中去了。他的表达里，多了墨学中所稀有的现代革命者的语境。

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鲜谈墨子，但周围的人对先秦文化的看法，他多少注意到。陈独秀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囿，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33]新文化人对于墨子的认可，带着改造社会的使命。鲁迅那时候很少言先秦，可能与那时候的注意力不同有关。《新青年》上的文章，重释个人主义的地方殊多，还不像三十年代对于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的思考。白话文运动初期，讲人道主义是一个主题，到了三十年代，改造社会的话题则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思考问题。加入左联之前，鲁迅写下的《补天》《铸剑》还都集中在对于创造性与墨家世界侠义者的复仇问题的思考，要么是弗洛伊德式的激情的喷吐，要么是拜伦式的斗士之风。只是到了后来，时空更为开阔，对于国故注意选择性摄取，先秦诸子的表现各自不同，择取之中，墨学的分量自然显出来了。

在“且介亭”发思古之幽情，却丝毫没有静穆与闲适的气味，看似与时代甚远，和环境氛围亦违，但那又是怎样的忧患之心的流露。鲁迅不仅仅在现实的语境与时代对话，还在时光的流脉里打捞失去的存在。从昨日之迹读到今日之影，于过去遗存看到未来之光，这便是贯通古今的态度。《非攻》无疑属于有思想指向的小说，其隐含应对了时代挑战，也激活了墨学的某些遗产。远去的灵魂在他那里是动态的，活的存在，人无时不在历史之中。但鲁迅却发现了在历史之外的可能，他笔下的“别一世界的人们”，正在去创造着未有过的生活。

参考注释：

[1]《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1 页。

[2]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 页。

[3]赵英：《籍海探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2 页。

[4]《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 页。

[5]《胡适全集》第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0 页。

[6]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北京：三联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1 页。

[7]《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 页。

[8]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160 页。

[9]《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59 页。

[10]《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87页。

[11]《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8 页。

[12]《庄子•天下》。

[13]方授楚：《墨学源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74 页。

[14]《庄子•天下》。

[15]《墨子•贵义》。

[16]《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6 页。

[17]《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70 页。

[18]《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2 页。

[19]《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68 页。

[20]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680 页。

[21]梁启超：《墨子学案》，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7 页。

[22]陈柱：《墨学十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7 页。

[23]参见王夫子：《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138 页。

[24]《公孙龙子•坚白论》。

[25]《墨子•经说下》。

[26]孙中原：《墨子与墨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1 页。

[27]《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74 页。

[28]《鲁迅全集》第四卷，第85 页。

[29]《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9 页。

[30]《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9 页。

[31]《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78 页。

[3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25 页。

[33]陈独秀：《答李杰》，《新青年》，北京：1917 年第三卷、第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