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信息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作者：张家康阅读次数：9702 发布时间：2021-04-04 18:06:24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四年

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它结合中国旧时书院与西方高校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门人才。

根据“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稔念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的条件，诚聘国内硕学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设帐清华。

此时，陈寅恪还在德国留学，他是最后一位到校执教，也是唯一一位与国学研究院相始终的教授。

在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已被清华学校聘任为国学研究院教授后，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这一推荐当时就被教务长张彭春否定，张认为，陈寅恪虽留学多年，学问也好，但他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的条件，不应该因他而放松聘任标准。张彭春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曹云祥的意见。

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徴回忆，当梁启超也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云祥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梁启超之所以推荐陈寅恪，不仅是为陈寅恪的学问所折服，也是为他的家学渊源所信服。他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三代交往密切，知之甚稔。当年，梁启超出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就是由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聘请。与陈氏三代的离经辩志，探赜索隐，使梁启超对陈门家学十分推崇。

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曾受教于晚清大学者沈曾植，他们也由此相交相识。陈寅恪游学巴黎时，正是王国维向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西和引荐的他。梁、王二人太欣赏陈寅恪的茹古涵今、博闻强识的真才实学，这才为陈寅恪执教国学研究院而共同助力。

梁启超所说自己的等身著作，也抵不上陈寅恪的“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此话吴宓也说过，在回答张彭春的质疑时，吴宓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

这“寥寥数百字”的《与妹书》中,谈及藏文版《大藏经》，谈及“藏文与中文，系同一文字。如梵文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谈及音韵训诂，谈及《金刚经》的勘误等等，由此可见其学术思想的概貌和国学知识的渊博。

陈寅恪放洋十六载，游学于哈佛、柏林、巴黎等美国、欧洲名校，并没戴一顶博士桂冠，自称是为求知而放洋读书，这令很多人不能理解，包括他的亲属，他的侄子陈封雄就曾经疑惑地问过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听了叔叔的解释，陈封雄还是将信将疑。在见到姑父俞大维时又重提此事。俞大维回答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年轻的陈寅恪到底有多大的学问，时在国内虽是籍籍无名，可在欧洲的留学生中却已是名声大振，令人称羡了。1924年5月，北京大学公派留学生姚从吾在给他的老师，著名学者朱希祖的信中说：“陈君寅恪，江西人，习语言学，能畅读日、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近专攻比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

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即陈垣,作者注）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考》，……张亮丞先生所译之《马哥孛罗（通译马可波罗，作者注）游记》，费时已十二年，其自著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章，均有极中肯之批评。容商之陈寅恪先生，录记全文与援庵、亮丞两先生或《史学杂志》。”

很多留学生断言：“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这位“不可限量”的大学问家却不矜不伐，深藏若虚，以至于他到底懂多少语言文字，直至他去世也没有一个人能说的准。他自己在履历表的“懂何种外语”一栏中，只填写“德语”，又使这一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其实这是他的自谦。

陈封雄在一篇文章中说起这样一件事：“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引荐，促使曹云祥不得不仔细斟酌，虽没当面允诺，但也没推三阻四。再者，在聘任陈寅恪的事情上，吴宓又说他“用了一个小手段”，这就是一次宴会期间，吴宓中途退席去见曹云祥，再提聘任陈寅恪之事，并已用铅笔代拟了一个聘任陈寅恪的电报，在呈递电报时，一再向曹云祥表示自己将与陈寅恪共进退。就这样，1925年2月16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给陈寅恪发去聘任的电报。

1925年4月27日，吴宓收到陈寅恪的来信，以“须多购书”和“家务”的原因，表示“不即就聘”，既没拒绝也没接受，令吴宓心中多少有些不爽，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

6月，陈寅恪来信表示接受清华的聘请，将于明年春到校。他在信中还提出“须多购书”，是指在国外采购难得的有关国学的书籍，学校给他汇去总共四千元购书专款。国学研究院购置了许多满、蒙、藏文书，中文经典古籍包括明刊暨近刊善本丛书，欧美、日本书刊和杂志，以及频伽精舍藏经、大正藏等，这些书是专用于国学的教学和研究。

1926年夏，陈寅恪回国即赴杭州看望并随侍父亲陈三立。7月，由杭州回北京。吴宓得知消息即前来促膝相谈，甚是款洽，作《赋陈寅恪》：“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浑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对他的执教国学研究院，寄予了真挚的期许。

连日来，吴宓陪同他参观了图书馆，观赏了清华园，并前往拜访赵元任、王国维、刘崇鋐、杨绍曾、钱端升、叶企孙、李济等。陈寅恪因是单身，被安排居住在清华南院赵元任家。

杨步伟、赵元任在《忆寅恪》中说：“他比我们后到清华。那时每家只住一所房子，因元任书多，所以特别要了南院一、二号。寅恪到后，他一个人不愿住工字厅单身的地方，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我们就把南院二号给了他一半，吃饭佣人都由我们管。每饭后他和我总要聊一两个小时。……以后遇见郝更生的女朋友高仰乔女士，……有一个义姊和寅恪年岁相当，……我们就给寅恪带到高家让他们见面，不久他和唐筼女士结婚，就分住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了，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陈寅恪所开设的课题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学科范围分为五个专题：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厘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诸文字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所开的这些课程都是独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极少，所讲授的内容又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他的学生蓝文徴回忆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厘文、满文、蒙文、藏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匈牙利的马扎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文方始完全了解。”

陈寅恪放洋多年，在未给学生们上课前，多以为他是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一幅洋派头。可等到上课时，让学生们大跌眼镜的是，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并不是他们所作的种种揣测的那样，而是如《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中的精彩描述：“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穿着皮袍，外面罩着以蓝布大褂青皮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走过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

如此不入流近似古董的装扮，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位入室升堂的学术大师，以至于把他等闲视之，于是也就闹出了一些笑话。长期伏案读书和写作，且又不作户外运动，体质素来羸弱，药店买药已成生活常态。他不大相信中药，只相信西药。

一次，他和侄子陈封怀去西单的一家药店，他们站在柜台外挑选治胃病的西药。陈封怀在《“怪”教授》一文中说：“当时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子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他的讲学也颇有特点，首先在黑板上写上当天所讲的专题，接着就一层一层的展开，讲到精彩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以至下课铃响，仍在滔滔而论，诲语谆谆，毫无倦容。此时，他所带包袱内的书籍会排上了用场，由助教按照他的吩咐，翻到某书某卷第多少页，将所涉的内容，一一抄写在黑板上。他对学生注重的是启发和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做研究，从无突然性的小考，就是大考，也是以学生的短篇论文为主。

陈寅恪做学问用的是比较的方法，他会用十几种语言讲解《金刚经》，并指出《金刚经》译本中哪些翻译是对的，哪些翻译是错的。他说自己的讲课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讲课内容新颖活泼，知识渊博丰富，吸引许多学生前来听课，每听一次都有痛快淋漓之感。季羡林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做学问时要甘于寂寞，做到目不窥园，专心致志。他的学生姜亮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在清华曾写过一篇批评容庚先生的文章，送登《燕京学报》，容庚先生把我的文章送给寅恪先生看。过后寅恪先生对我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从此以后，我不大愿意写批评文章，越到后来越不做这样的事。”

他还告诉姜亮夫说：“做学问的工具越多越好，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这工具和主要研究工作要有联系的，不能联系的不要做。”劝他除了英语外，还要学习日、法两国的语言。他一直以先生的教导为座右铭，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在学术和教学园地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专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成为在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方面创获最多的学术宗师。

清华园每周都要举办一次师生同乐会，四大导师都有自己的绝活。梁启超会背诵《桃花扇》中某段，王国维会背诵《两京赋》，赵元任会把十几个茶杯集中在一起，调好七音后，会演奏出一首美妙的乐曲。陈寅恪则以讲笑话为主，有时也出对子让学生对。他最著名的对子是为国学研究院所作，即“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学生们听罢慢吟静思，俄尔，忍俊不禁，哄堂大笑。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昆明湖中。陈寅恪与王国维相处虽短，却十分推崇王国维的学问和人品。学生戴家祥在陪陈寅恪散步时，他亲口对戴家祥说：“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安先生，其次是陈垣。”当天晚上在向王国维遗体告别时，他和国学院的学生们一起，向王国维遗体行三跪九叩礼。山高水长，视为知己。

陈寅恪感怀触绪作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王国维的遗命就是遗书中所说：“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吴即陈寅恪和吴宓。他对此遗命一一落实，让国学研究院助教赵万里负责整理，赵万里又把经学、小学的部分材料交与戴家祥校对。陈寅恪又亲自与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谈，让北京图书馆购进王国维的所有藏书，以免流失。于此可见，他们不仅私谊深厚，而且在文化上互为知己。失去知己，情何以堪。

他又特意撰写《挽王静安先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妬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的发展考虑，曾请校方聘请章太炎、罗振玉、陈垣为导师，马衡为特别讲师。章、罗均以各自的理由而婉拒，陈垣也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后”为词，再三恳辞，只有马衡接受了聘请。

陈寅恪虽是个不问世事的学者，可在大的关键问题上，也是一点不含糊。清华章程规定校长可由董事会内董事互选，梁启超是头一位董事，现任校长曹云祥是由外交部任命。曹云祥担心董事互选，梁启超会顶了他的校长位置，便暗中做起了手脚，策动学生写信，逼梁启超辞去清华教授职。

陈寅恪知道后，在一次教授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梁启超，反对曹云祥。他还当曹云祥的面，要求他辞职。不久，曹云祥辞了职。

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梁启超也因病逝世。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忽殁其二，导师赵元任常年做外地的方言调查，讲师李济也是常年做田野考古，只有陈寅恪一人常川驻校。国学研究院后继无人，前景堪忧。学生人数因之而骤然下降，1927、1928年仅录取二、三个学生。国学研究院走过了一个黄金时期，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撤销，这是中国学术事业的大损失，但它的学风余韵却一直不衰。

当年的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对自己一生中这段最为难忘最为精彩的时光永远怀念：“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清华研究院开办四年以来，总共培养了七十四名毕业生，他们大多成为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不少人在文史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果，如王力（语言学）、刘盼遂（文史）、刘节（史学）、高亨（经学）、经国祯（南明史）、姚名达（文献学）、徐中舒（古史）、蒋秉南（楚辞学）、姚薇元和姜亮夫（史学）等。

陈寅恪改就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至卢沟桥事变，他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学术声望日隆，日本以及欧洲的汉学家都公认他为博学而有识见的史学家。

责任编辑：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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