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山 仰 止  景 行 行 止

——纪念潘重规教授

2003年春天，我国著名学者潘重规教授与世长辞了。得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我一直想写篇短文，纪念这位把一生心血全部贡献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国学泰斗、一代宗师。但多次提起笔，竟不能终篇。几个月又过去了，世事茫茫，生者碌碌，在不能忘却的追怀中，时间照样是过得这样的快。我和潘先生有笔墨交流不过十年，期间我曾有幸应郑阿财教授的邀请到台湾参加庆祝潘先生九五嵩寿暨研究敦煌学一甲子而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然而那时先生已身体欠佳，加之会议代表较夥，故大会未安排拜谒先生尊容。得到先生去世的讣闻，我曾发了一唁电，电文云：“十载神交素仰先生宗师品格硕学鸿儒泱泱南海垂风范，一面缘悭惊闻潘公驾鹤离去何日归来漠漠敦煌哭故人。”挽联不合格律，我也顾不得斟酌了。先生后半生把全部精力都投身到敦煌学的研究工作，他自己曾写诗说：“虫沙猿鹤无穷劫，准拟今生作蠹虫”。2000年，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授予潘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而获此殊荣者海内外只有七人。所以对甘肃，对敦煌来说，潘先生是“故人”。但不知为什么，几天后，兰州费家营邮局通知我，说电报发不出去，请来取退款。而这时，先生去世已过“一七”了。情急之下，我又托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杨富学君给郑阿财教授发了一个短简的祭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这是抄录南宋辛弃疾悼念朱熹的文字。

我和潘先生第一次打交道是在1994年，当时我学习敦煌文学的第一份作业《敦煌赋校注》出版了。因为这本书是在潘先生《敦煌赋校录》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得到书后，便给先生寄了一册，并附一封信，表达对先生的钦敬之情。先生收到书后，立即在“国际孔学会议”的稿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回信： 

• 
  

• 俊琏先生文席，顷奉

• 手书暨大著《敦煌赋校注》，拜读一过，至为钦服。规往年涉猎敦煌残赋，见闻至狭，以视大著，网罗众家，别择精选，钜细靡遗者，相去何止万里。乃蒙多予夸饰，尤觉汗颜。又承嘱为大著《敦煌小说校注》题签，谨写如别纸。敦煌写本文字问题甚多，移录困难，近作一篇，附呈 詧正  匆复  即颂 

• 著安 

• 弟潘重规手上  九四.四.十五

先生鼓励提携后辈的高风亮节至为感人，而鞭策晚辈的拳拳之心也令人难忘。先生发现拙作在写本移录上问题较多，故寄给我《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之研究》的手抄复印件，示我学习俗写文字的方法。这篇文章后来刊载在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编的《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中（1995年印行）。我做了《敦煌赋校注》后，又开始做《敦煌小说校注》，已准备了很多材料，所以请先生写了书名。但阴差阳错，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我自己的懒惰，《敦煌小说校注》竟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多年。1999年4月26日，一场计算机病毒将我的电脑毁为黑屏，其中有《敦煌小说校注》的全部完成的材料，有《史记悲剧论稿》的全部内容。由于“敦煌小说”的残卷影印件还保留着，于是在学生的协助下匆匆做了一册《石室齐谐——敦煌小说评析》，2000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算是些微尝还了一下“心债”。但先生题签的《敦煌小说校注》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而先生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深藏着的一番心愿，竟永远没有表达的机会了。《史记悲剧论稿》是我学习曾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的李长之先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而撰写的，也已由乡先贤陕西师大的霍松林教授题写了书名，不幸毁于一旦。从此我懂得了电脑备份的重要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日子，不仅是因为这一天毁了我的两部书稿，第二天，即1999年4月27日，我的父亲伏耀庵先生走完了他八十岁的人生之路，溘然离开了人世。盛衰之理，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我是知道的，然而感念畴昔，物是人非，还是不禁令人凄怆歔欷，临风而陨泣矣。

从此以后，我与潘先生的书信交往就比较频繁了。凡是我请教问题，先生一定是很快复信。凡是我索要先生的大著，先生一定亲自寄赠或请郑阿财教授寄送。连续六个春节，先生都给我寄贺年卡，并工整地写上“俊琏先生 潘重规鞠躬”字样。1995年7月，应我的请求，先生为我书写了他二十年前在法国巴黎创作的一首诗：

• 仿佛童年上学初，废宫徙移待繙书。虫沙猿鹤无穷劫，准拟今生作蠹虫。旅居巴黎，日趋法国国家图书馆观敦煌卷子，馆邻废宫，辄徘徊废宫林荫间待馆门启，即趋入，惟恐后时，俨然如童年就学争先情景。小诗写呈俊琏教授哂正。

• 
  

现在这幅用朝鲜楮纸书写的墨宝端端正正地挂在我书房的正壁，那遒劲有力的笔锋，是一位世纪学者的期望和鞭策，看到它，就增加我学习的勇气。

1996年，我给先生写信，表达了想系统地学习先生学术成就的想法。信是这样写的：

• 敬爱的潘先生，您老人家好！

• 今秋在四川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敦煌文学研讨会上，见到了阿财兄、凤玉兄等先生的高足，问起先生各方面的情况，说身体健康，但行动略有不便。我从心底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先生写给我的《巴黎观敦煌卷子诗》及手札均已裱好，作为我最心爱的礼物珍藏着。先生的道德文章及孜孜不倦的精神激励着我时时自新勤奋。然而作为我最敬仰的一代宗师，我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了解不多，这是无法原谅的。所以这几年一直搜寻研读先生的学术著作，想系统了解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然而兰州地僻西北，许多先生的大著不易看到。所以恳请先生将您完整的论著目录及传记提供一份。

• 以我之才学，要全面研究先生，那是不自量力。但高山仰止，景得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近年来，学界空谈理论者太多，满目充斥的商业性的写作和哗众取宠的、投机取巧的文章，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一些真诚的研究，由于先天不足，也存在着庸滥的情形。先生提倡并力行材料的积累，实事求是地从小问题做起，年深日久，涓流遂成钜浸，给我们良多启发。这是我近几年阅读先生大著后想进一步全面了解先生学术的初衷，不知先生以为可否？

• 今年是先生九十华诞，我凑了两首不合格律的小诗，表达心情，先生正之：看尽虫沙猿鹤情，一生眷眷繙书中。世上由来仁者寿，期颐还看笑春风。主客分明亦堪伤，百年发愤老文郎。词声析到精微处，几度毛椎吐异香。（先生有诗云：万国朋从倍有情，只怜客主未分明。周彝夏鼎英灵在，汉学终当作汉声。）

• 西北已到隆冬季节，宝岛还是温暖如春吧！先生珍重！

• 
  

先生收到信后，很快给我寄来了他的论著目录，并嘱阿财兄寄来了《潘重规传略》。几年来，先生亲自寄或嘱阿财兄寄给我许多书，如《敦煌变文集新书》上下册、《敦煌词文》、《敦煌坛经新书》、《敦煌诗经卷了研究论文集》、《龙龛手鉴新编》等。最让人难忘的是，先生寄书时，一定要把书中错误的地方、包括排印的错误一一改正过来。这本由石门图书公司印行的《敦煌词话》，用蝇头小字校勘了几十处，其中多处加了“重规案”，从字体看，当是阿财教授移录的先生校语。面对治学如此严谨的潘老师及潘门学人，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我自己也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了许多先生的大著，如《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俗字谱》、《敦煌变文论辑》、《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敦煌赋校录》及一些单篇论文。我通过杭州大学黄征教授复印的《敦煌赋校录》，1997年，杨富学先生编辑《敦煌百年文库》时借去丢失了，因为上面移录了潘先生的相关意见，所以感到非常可惜。

潘先生早年亲炙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和黄季刚，他学问渊博，我自然无法蠡测其深。他的学生郑阿财、朱凤玉等教授，好学深思，成果丰硕，卓然已成大家。先生的学术成就，自然毋庸我来辞费。所谓“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然而，作为崇敬先生的学界晚辈，总应该说出点理由吧。潘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巨人，在他身上最让我感动的，一是他全心全意献身祖国文化学术事业执着而虔诚的精神，二是他治学上一丝不苟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潘先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来自于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序中曾诚恳写道：

• 中国学术典籍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结晶，它是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的。我们都只是为它服务的工作人员，但我们都对它有崇高亲切的敬爱。我们希望一个接一个地贡献心力为它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 我们根据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学说；如果根据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论出来的新学说，自然也不正确了。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才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学说，才能产生正确的新学说。我整理这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目的便是在继续前辈学者的努力，寻回失落在海外的学术新材料，正确的呈现给学术界人士，作为发明新学说的可靠的根据。我希望从事学术的朋友，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不断的予以指正和修订，使我们获得的新材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正确。我们不分先后，不分彼此，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

• 
  

这是一种披肝沥胆式的表白，集中体现了先生高尚的情操和志趣，掷地可作金石声。先生这种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相近的表述。

潘先生的诸多著作，都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做的，名曰“新书”“新编”，如《敦煌云谣集新书》《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坛经新书》等。在《敦煌变文集新书》引言中，先生这样解释他的“新”： 

•  《新书》以《敦煌变文集》七十八种变文为底本。《变文集》有错误的，加以订正，有漏脱的，加以补充。《变文集》的校记也全部保留，只是将错误的改正，缺少的增加。凡是新校的都冠以“规案”二字，定名为《敦煌变文集新书》。新书以旧书为基础，旧书也包含在新书之中。不仅增加旧书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个人的新说法。新旧同时陈列，读者展卷瞭然。新旧材料的异同，自可明察；新旧说法的是非，自易判断。

• 
  

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序中他同样说：

•  这部书定名为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一方面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延续。

•  

充分尊重以前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研究处在学术发展的制高点，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科学精神。这种治学方法，正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郑玄笺《诗》注《礼》，孔颖达正义《五经》，洪兴祖补注《楚辞》，都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规范。现在许多文章讲起学术规范，都认为它来自西方，其实是对祖国数千年学术传统的不了解。由此我又想到当前的一些学术研究，置已有的研究成果于不顾，或者用别人的材料，甚至用别人的结论，而冠以己名，好像完全是自己组织建构的材料和理论。这种情况不仅现代有，古已有之，有时确能迷惑一些学者。

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以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最为著名。张之洞《书目答问》以为“郝胜于邵”，以后诸多学人都如是说。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书中指出： 

• 
  

• 《尔雅》一类书之专门研究，盖始于戴东原。他著有《尔雅文字考》十卷，其书成而未刻，今恐已佚。邵二云的《正义》，就是把戴东原所计划的事业赓续成功，在这门学问里头算是创作。郝氏《义疏》成于道光乙酉，后邵书且四十年。近人多谓郝优于邵。然郝自述所以异于邵者不过两点：一则“于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一则“释草木虫鱼异旧说者皆由目验”（胡培翬撰郝氏墓表引）。然所异也很细微了，何况这种异点之得失还很要商量呢！因前人成书增益补苴，较为精密，此中才以下所尽人而可能。郝氏于义例绝无发明，其内容亦袭邵氏之旧有十六七，实不应别撰一书（其有不以邵氏为然者，著一《校补》或《匡误》等书善矣）。《义疏》之作，剿说掠美，百辞莫辨。我主张公道，不能不取邵弃郝。

• 
  

梁启超是从《尔雅》学义例的创作、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学术规范等方面着眼立论的。就具体内容而讲，开创者难工，后继者易精，这是规律，所以任公还是公道地说“经郝兰皋补缀一番，愈益精密”了。但郝懿行这种不合学术规范的著作，不止这一部。余嘉锡曾说： 

•   毕沅有《山海经校注》，郝有《山海经笺疏》，张之洞《书目答问》谓“郝胜于毕”。余谓郝之视毕，虽较精详，然实藉毕为先河之导。尝取两书并观之，郝疏往往袭取毕氏之语，易“沅曰”为“懿行案”，便攘为己有，即或小有异同，亦多取材于毕。

余先生举了两条例证后说：“如此两条，详略虽异，而引用略同。何不先载毕氏之语以加补正乎？同注一书，取资前人，而必欲功归于己，非学者之所宜了。”（《余嘉锡论学杂著·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梁启超、余嘉锡都是从学术传统与学术规范方面批评郝懿行的。潘先生的“新”学，便充分证明他不但具有崇高的学术道德，也是继承和遵守学术规范的楷模。

后学 伏俊琏  200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