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居相邻的一座老宅里,总是坐着一位在院子里干活的老阿婆。我至今记得从她家门前经过时,透过麻石砌成的大门望进去,总会与她的冷漠眼光相遇。我印象中祖母还在的时候,两家人好像没说过话。那老宅虽然是砖瓦房,但建筑格局与龙潭村别的村民的砖瓦房很不一樣。我除了知道它里头有一个非常宽敞的院落外,其它一无所知。直到这老宅把剩下的后半部分砖瓦房拆掉重建,我忽然对这座与之相邻了几代人的老宅产生了好奇。
我向姑姐打听这老宅。她告诉我,他们家是“到桥的”,住在里头的原来是地主,早年做木材生意。至于什么是“到桥”,姑姐反复给我解释了半天,我仍没弄明白。她干脆说:“你回去问你爸吧,他会解释给你听的。”
我问父亲,他笑着对我说,是“倒朝”而不是“到桥”。以前龙潭只有大户人家的房子才会有这种“倒朝”的建筑格局。所谓“倒朝”就是前面的一宅房舍与后面的另一宅房舍,门户是相对的,中间隔着一个院落。不过,现在龙潭村俨然是城中村,欲寻觅这么一座“倒朝”的宅邸,恐怕是找不到了。
我把“倒朝”误听为“到桥”。这是龙潭村周边一带,台涌、大塘、赤沙、土华、小洲等村落的乡音。譬如,这一带的村落,总把灯叫为“丁”,所以,村里人点灯就有“添丁”之意。对于市郊听到的乡音,我不免会打趣几句,学着村里人的腔调:“担张凳(ding),点盏丁。食粒咸脆花星。”番禺沙湾一带,谁家生了男孩,就到祠堂挂一盏灯,也是这个意思。龙潭杜氏祠堂重修后,每年的正月初十,就是村里添男丁挂灯的时候。
听父亲说,与祖屋相邻的老宅里的人,是我们的同宗兄弟,还是同一太公,按旧时辈分的序列,我们祖母属于大房,他们属于二房,但他们素来比较得宠,所以,承继的房产就比较多。那座老宅和我们的祖屋都是同一太公留下的产业,不过,他们那间老宅比我们祖屋大了一倍不止。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伦理辈分,自然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又从不来往。若按父亲说来,虽然我们算得上是亲戚,但我并不感到有丝毫的亲缘关系,反而越加感到大家形同陌路。
那座老宅中用怪异眼神看我们的女人,她男人上吊死了。留下她一个女人带着独子,一直守着这老宅。因为我祖屋的大门与这座老宅呈一个对角,所以,我从祖屋出来或是走在巷子里,老是觉得有人盯着我。我纳闷好像这老宅里头的人对我祖屋的一举一动,都非常警惕和留意,充满戒心。
因与这家人从不来往,这座老宅我就始终没进去看过究竟。后来老宅不知什么时候拆了,在原址重建了一座四层高的村屋,地基打的是木桩。原来老宅与我祖屋相隔开的两米宽的巷子,这老宅趁重建之机,偷偷占用了一半的巷子。我们已经搬离祖屋到老城区居住,很多年没有回去,就不便与这老宅里的人理论。老宅拆了后的几年间,我祖屋被周围的新盖的村屋包围,经常有人把垃圾扔到祖屋的天井和瓦顶,祖屋后的一堵墙也开始裂开,我不得不有了重修祖屋的打算。
按风俗我是家中长子,拆卸祖屋时,由我在祖屋的大门上敲第一锤。祖屋的旧门是杉木原板,比较厚重高大,我站在凳子上,用锤敲松门框,不料砸得太猛,门框一下飞脱砸向我的头,我赶紧头一偏,躲闪的瞬间,我与老宅的老阿婆的目光无意间碰在一起。在院子里用铡刀铡猪草的老太太,她抬起头望了过来,她射向我的目光是那么锐利,带着审视、敌意、抵触,眼神非常复杂。她手里握着铡刀,一段猪草散落在刀旁。
这天我与泥水匠商谈施工的事情。忽然那位老宅里的老阿婆拄着拐杖,走进施工现场,无厘头地问了我一句,这房子是你的,你在盖吗?我不知她为什么这样问,不知如何回答她,就点了点头。这是那位老宅里的老阿婆与我唯一说过的一句话。
祖屋所在的巷头,有座杜公祠。我从门缝里看过里头的情景,瓦顶坍塌,杂草丛生,外面墙壁灰黑斑驳,呈倾颓之势,仅剩一块咸丰年间刻的“福远杜公祠”石匾,依稀辨认得出是供奉我们杜氏祖先的祠堂。杜氏族人从珠玑巷迁徙到龙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代。龙潭村和周边的几条村落,原是一片浩荡的海涛。距离龙潭村两公里远的七星岗,是世界公认的最深入内陆的古海岸遗迹。海岸线南移,原来覆盖在海水下面的礁石和沙洲,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沉积,逐渐浮现,可以想象得到4000多年前广州的城市地貌。
龙潭村自元代到明代,陆续迁来黄、白、何、李、杜、吴、陈、梁等姓氏,他们紧随最先从珠玑巷迁徙而来的杨、车、马三姓人家,在这一带围垦而居。他们把这一带取名作“三姓围”,后谐音为“三盛围”。龙潭村里人常说到大围开工,说的就是万亩果园中的一块地方。
杜氏祠堂在龙潭祠堂中,规模并不算大,最大的一座祠堂是纶生白公祠,里头有一幅对联:
堂建于壬申,公卒于癸巳,当年手创艰难,为吾乡提倡仁风,身后定评,叙功不在群贤下;
生而为正士,殁合为明神,比岁口碑流播,谓此老主持冥律,梦中来告,劝善浑如住世时。
这幅长联,镌刻在纶生白公祠两根完整的楠木柱子上。是光绪进士潘衍桐所书,潘衍桐曾担任过光绪的老师。由于杜氏祠堂荒废多年,相比其它姓氏的祠堂,各宗亲积极集资修复,这让龙潭杜氏宗族感到非常蒙羞的事情。龙潭土改时,杜氏祠堂曾分配给了两个无房的村民居住,他们虽然没有进去住过,但始终不愿意腾出祠堂旧址。
一天早晨,那两个声称有杜氏祠堂居住权的村民,安排几位民工偷偷将杜氏祠堂的围墙拆了,将祠堂内的杂物和乱草清理掉,准备在地基上重铺一层水泥时,老宅里的阿婆从老宅所在的巷口冲出来,发疯似地推开施工的民工,说:“这是我们杜氏祖先的地方,你们绝不能在上面盖一砖一瓦。”一帮村里的阿婆闻讯纷纷赶来,他们都是杜氏宗亲,把祠堂旧址包围起来,但两个争夺杜氏祠堂的村民并不示弱,紫涨着脸硬怼这群白发苍苍的老阿婆说:“谁证明这块地是你们杜氏祠堂的,这里是当年大队分给我们的,我们都有这房子的宅基地证。”那老宅里的阿婆干脆泥地上一跪,向拆毁的祠堂哭告:“这祠堂是我老爷和几位叔伯当年合资建的,现在有人想抢夺祠堂,杜门历代祖先,你们显显灵。”她颤巍巍站起来,走到这两村民面前说:“你们敢不敢站在这块我们杜氏祖先的地基上,对天发誓,这祠堂的一砖一瓦,你们曾经出过一分一毫。”这时候,几十位老弱妇孺执拗地站在祠堂的废墟上,两位争夺祠堂的村民,怕闹出事情,只好收拾工具与带来的民工撤离。
这场带着历史遗留问题的纷争,持续多年。最终以祠堂归还杜氏宗族落下帷幕。我之于这场杜氏祠堂旧址的争夺,略有所闻,却一向置身事外。祠堂得以恢复并重建,就成了龙潭村杜氏族人的一大快事。他们认为祠堂是一个宗族的根,必须守护,才能得到祖先的庇佑,尤其死后,祠堂就是每一位杜氏族人靈魂最终安息之地,并能够得到一代又一代杜氏后人的供奉。因我很早就离开了龙潭村,对乡里的事情素来淡漠,我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们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互相守望,却又彼此敌视和伤害。曾经留在我记忆中的那段乡村生活过的情景,反而显得是那么不真实。
龙潭村四面环水,整座村子差不多嵌进了果林,被人称做“田螺笃”(田螺尾)。那时候很少有陌生人来龙潭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绣珠花的花架,花架上绷着一块绸布。我回龙潭就成了村中的陌生人,从每家门前花架前经过时,绣珠花的女人都会抬一抬头,好奇地看我一眼,就又埋头挑起珠串,在打好了画格的绸布上绣上图案,绣花针在她们手中翻飞如蝶。
一条河涌从龙潭村贯穿而过,自然将整座村子分为东约、中约、西约三个部分。所谓“约”其实是原来的三座小岛。村里人管小河不叫河,叫涌。河水在村子南北两头拐了弯,蜿蜒流进果林,河道的出水口连通着珠江。
河水涨潮时,村里的小孩纷纷跳到河里游泳。我因不谙水性,总是站在岸边,望着村里的小孩在河里打水仗。他们不时回过头来,招呼我下水。我终于鼓起勇气,但脚尖刚一碰水面,就立马缩了回来。父亲强抱着我下河里学游泳,我除了呛了几口水外,至今连狗仔式都没学会。河水退却,露出河床,姑父和几位青壮年跳到河床挖堑。在河床上挖一个坑,泼出里头的水,将渔网罩在里头,涨潮时,鱼虾纷纷往里钻,很多时候能收获一箩筐的鱼虾。
姑父的家与我祖屋相邻不远,他家在涌边,所以他家有埠头,弯着一只艇仔,一根竹竿上用绳索绑住艇仔。临水的院墙下淤积了大量淤泥,淤泥上布满洞穴,时常爬满了蟛蜞。只要有丁点儿动静,蟛蜞就纷纷钻回洞里。
每年的7到8月,我喜欢跟着姑父撑船到果林去。果林充斥着蝉鸣。村里人说:“想穷不会穷,禾熟荔枝红。”荔枝果实累累地压弯了枝头。我与村里的小孩,拿着粘了蜜糖和蜘蛛丝的竹竿,唱着:“沙蝉叫,荔枝熟,问你得几部”在树上粘粘鸣蝉。盛满了荔枝的箩筐装船后,姑父撑船出果林,见岸上有鸭子下蛋,便临时靠岸,捡几个鸭蛋回家。
夕阳照临河涌时,狭窄的河岸上。白天忙活完农活的村民,坐在树头和井栏边,抽着水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河岸上升起了袅袅炊烟。有些家里做好了晚饭的,就端着饭碗,走到涌边,与坐在树头、井栏边的村里人打个招呼,总忘不了问一句:“食佐饭没啊?”村里的女人走下埠头洗衣服,衣服被河水冲刷得漂浮起来,她们拿着香蕉杆做的棒槌,锤打衣服,发出“嘭、嘭”的闷响,落在黄昏的河里。
若遇上雨天,不能到果林里玩。我便坐在祖屋的门前,望着瓦檐上泻到天井的雨水。祖屋的屋檐下,燕子筑了一个窠。我想爬上瓦脊,看一下屋檐下那一窝燕子。我爬上梯子没几步,就被祖母发现喝止住。祖母生怕我坏了祖屋的燕窝,是非常不吉利的。祖屋的晚上除了木栓与铜齿轮咬合发出的“咧咧啦啦”的声响,月色和星光照进天井,我偷偷掀开井盖,望着井中的倒影。我至今记得在祖屋喝的第一口井水,清甜、甘冽。在村中守候的每一个晌午和黄昏,平添的更多是时间流逝的缓慢之感,不过这也留下了足够的时间长度,让人去消磨触摸过的细节。譬如,偶尔从身边箭般掠过的燕子,在空中留下几声鸣叫,那真是天籁般的呢喃。
从我祖屋穿过窄长的巷子走到巷尾,没多远,就到了村里人熟知的“木棉头”。那里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是村子与果林分界线的标志。这棵木棉树,粗壮得需两个人才合抱得过来,后来木棉树四周拔地建起的村屋,使它无法争夺到阳光,日渐枯萎,最后仅剩下没有生命的躯干,挤在一片森林中,最后砍伐掉了,村里人重新种植了一棵新的木棉。
往日簇拥在果林茂密枝丛中的砖墙和瓦脊,在我童年的记忆看来,都成了一张旧时乡村的黑白照。那与我祖屋相邻的老宅拆掉重建后,我没见过那守在老宅门口的阿婆,她家重新盖起了四层高的房子后,在她家往来出入的都是些租客。我不曾想到的是,有一次经过龙潭村的官滘路,竟然遇上那老宅的阿婆,她坐在巷口,驮着背,人衰老了很多。她看人总像刀一样的目光消失了,但我依然觉得陌生,疏离。她眼神显得落寞,好像时间和岁月磨损了她视网膜上的晶体。
我不知她经历过什么,有过怎样的命运。我想她在那座老宅中曾拥有过青春、霸气、财富、甚至权力,但历史和时代碾过所留下的车辙,剩下的只有她那张梦想破碎后的脸面。我之于这座乡村的印象多是些碎片,甚至带着诗意的想象,但她不同,她一直就在这座乡村生活,她经历了这里所有的变化。杜氏祠堂的修复,或许之于她而言,是属于她的那个世界坍塌后,唯一与过去相联系的见证。她触摸着那些磨损的旧痕,表现得孤傲、冷漠,置之事外,但这些磨损的器物,却让她找到了那么一丝温存。
这老宅里的阿婆身处的官滘路,是龙潭村新开辟的一条马路。整座龙潭村的中心也从以往的河涌边转移到这条马路上。到了晚上官滘路会打破白天的沉寂,像打了鸡血一样沸腾起来。那些租住龙潭村出租屋的城市打工者,纷纷涌上马路。饮食的小推车,卖衣服的晾衣杆,还有卖生活用品的地摊,很快就将短短一段马路占去一半。龙潭村整个乡村格局在改变,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几大姓氏的祠堂。我能理解,祠堂几乎是每个乡村最重要的精神领地,是对传统慎终追远的一种表达和载体。我在追怀中,很多东西也在消逝。我祖屋那口井早已封存。也许只有那村中始终陪伴着珠江潮涨潮落的河涌,晨曦铺洒在它河面上的波光,我想总不会消失吧。
杜璞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 《青年文学》 《山花》 《作品》 《百花洲》 《散文》 等刊发表,著有文集多部,现居广州。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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